[ 王春峰 ]——(2005-6-12) / 已閱58885次
從權利的角度談刑事訴訟主體的地位
王春峰springlord@yeah.net
緒 言
刑事訴訟程序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刑事訴訟程序從立案、偵查階段開始直至生效裁判被執行，狹義的刑事訴訟程序僅指審判階段 。本文僅以狹義的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公訴案件為典型討論刑事訴訟各主體的地位。
刑事訴訟程序中的主體包括控辯審三方，控方是指檢察官和被害人，辯方包括被告人和為被告人提供辯護的辯護人，審判方是法官，還包括參與審判的陪審員。刑事訴訟中各主體的地位問題，實際上就是各主體相對地位高低的問題。這是一個在理論上有一致認識的問題，那就是刑事訴訟中各主體地位應當平等。但是在實踐中也同樣有一致的認識，那就是刑事訴訟中各主體的地位不平等。
對于各主體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我國在立法上沒有明確的規定。盡管在立法上沒有哪一部法律法規公開宣稱各個刑事訴訟主體在地位上存在差別，但在實踐中各個主體的地位差別是顯而易見的。我國在刑事訴訟庭審中的位置設置就是刑事訴訟各個主體地位不平等最直觀的體現：法官居中坐在高出其他人之上的審判臺上，前面檢察官和律師左右相對而坐，再往前正對著法官并且位置通常要低一些的是被告席，被告在庭審中往往也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坐著，而是被要求站著參加訴訟。這種對被告的歧視性設置被稱之為“接受人民的審判”。
刑事訴訟中主體的地位是由刑事訴訟的目的決定的。我國的主流觀點認為，刑事訴訟有雙重目的，即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民，打擊犯罪是首要的目的 。國外刑事訴訟理論中將刑事訴訟劃分為兩種主要的模式：犯罪控制模式和正當程序模式，這兩種不同的訴訟模式所要實現的也主要是這兩個目的，只是前者側重于打擊犯罪，后者側重于保護人權 。在以打擊犯罪為首要目的的刑事訴訟程序中，國家權力的行使是被優先考慮的，被告人相對于行使國家權力的起訴機關與審判機關處于弱勢地位。在以保護人權為首要目的的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人的平等主體地位才能夠得到保障。
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帶有強烈的權力本位意識，對程序的設置處處體現著權力的要求，而很少出于對公民權利的考慮，這在刑事訴訟中各個主體的地位關系上有著明顯的反映。在刑事訴訟各主體地位的比較中，被告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一方，被害人也主要是作為檢察官的證人出現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也就是說，作為糾紛雙方當事人的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是最不受重視的，辯護人的地位與作用在刑事訴訟中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而與此相對應的是檢察官擁有不恰當的強勢地位，對被告人擁有居高臨下的優勢。法官由于擁有控制刑事訴訟進程、決定刑事訴訟結果的權力，一向被視為刑事訴訟的中心，當然作為裁判者的法官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地位優勢更是不容質疑的。刑事訴訟中的這種地位差別是權力本位思想的反映，體現著立法和司法實踐對公民權利的漠視，這種不平等設置是與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體制不相符的。
現代民主社會，權利本位的思想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一個公正的司法程序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在于保護公民權利和限制國家權力。“公正的司法程序充溢著保護當事人權利的精神，公正的司法程序符合限制國家權力的精神” ，維護公民權利是刑事訴訟程序的目的，從維護公民權利出發才能塑造出一個公正的刑事訴訟程序。提高刑事訴訟中被告人與被害人的地位尤其是被告人的地位是保障公民權利的要求，是人民主權的要求，是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為民所用的要求。提高辯護人的地位，是保護被告人權利、有效約束國家權力的重要環節。本文擬從保障公民權利的角度，從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的角度入手分析刑事訴訟中各主體的地位。本文按照刑事訴訟中控辯審三方格局分別論述，由于審判權和檢察權并不屬于法官和檢察官個體所享有，所以對法官和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地位和相互關系的論述要從法院和檢察院入手。
第1章 辯方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
刑事訴訟中的辯方包括被告人和辯護人，被告人是辯方的主要組成部分，辯護人起著彌補被告人的不足、幫助被告人保護自己權利的作用。刑事訴訟程序是以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為核心進行的，被告人毫無疑問應當是刑事訴訟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與其在刑事訴訟中的重要性相對應的卻是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是最低的一方，其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主體”，在訴訟中沒有保障自己獲得公正對待的必要權利，只是作為訴訟中的“客體”任由法官處理，“在十九世紀控訴式程序被歐洲大陸國家普遍采行后，被告人在程序法才開始有獨立的法律地位，成為一種訴訟主體。” 。可以說，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反映著刑事訴訟制度發展的程度，反映著一個國家民主發展的程度。對維護刑事訴訟被告人的平等地位的重視程度，則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政府和民眾民主意識的發展程度。“在某種程度上，刑事訴訟的發展史實際就是被告人人權保障不斷得到加強的歷史，也是被告人訴訟主體地位不斷提高的歷史”。
1.1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
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地位是刑事訴訟主體地位問題的核心。我國刑事訴訟主體地位是一個偏離正確方向的體系，被告人的地位則是這個體系中偏離正確方向最遠的部分。實現刑事訴訟中各主體地位平等主要是要糾正被告人地位的偏差，提高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從而實現刑事訴訟中主體地位的平衡，為實現刑事訴訟的公正奠定基礎。
1.1.1 我國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弱勢的根源
我國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地位處于弱勢的根源在于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在權力的驅動下運行的，公民權利在刑事訴訟中只是權力運行的客體，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也只是司法的客體，他的地位是無法同作為司法權力的行使者的檢察官和法官平等的。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規定了當事人地位平等 ，而刑事訴訟法中沒有相關規定，實際上在刑事訴訟中只承認公民之間的平等，但作為國家代表的檢察官與被告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從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看出，立法者是從國家機關的角度、從權力行使者的角度來制定規則的。在立法中賦予了國家機關充分的權力，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著墨甚少，而且多是義務性的規定。更重要的是，對國家機關的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和制裁機制，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規定較少或者即使有規定也缺乏有效的貫徹和保障機制。刑事訴訟程序的規定多是以便于行使權力（包括偵查、起訴、審判權）為目的制定的，以《刑事訴訟法》中對強制措施的規定為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申請取保候審”、第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于各自決定逮捕的人，公安機關對于經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的人，都必須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時以內進行訊問。在發現不應當逮捕的時候，必須立即釋放，發給釋放證明”、第七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如果發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強制措施不當的，應當及時撤銷或者變更……”。這些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障只是一種書面上的表示，在實踐中缺乏有效的操作機制，法院以及檢察院是否按照規定來做，主動權在于他們自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是不可能據以主張權利的。
我國的刑事訴訟立法更多地考慮了司法機關工作的便利性，相應的忽視了對權力行使對象的保護。雖然新刑事訴訟法較之以前強調了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家權力行使的任意性，但從實際效果上看，距我們要實現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從新刑事訴訟法實施近五年來看，新文本所增設的權利符號基本上淪落成了沒有具體指涉對象的自我指涉的符號,刑事司法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慣習" 所驅使，它依然未擺脫打擊犯罪的工具面相：在偵查階段律師仍然很難介入訴訟；刑訊逼供、久押不決、超期羈押的情況仍然存在；庭審走過場的現象也未見有多大改觀；非常規化的"嚴打"活動仍在根據形勢的需要被反復發動；甚至像公開審判這樣的現代司法原則，本來是用來監督權力的正當行使，也被置換為用來展示犯罪、威懾犯罪……” 。仍以對強制措施的規定為例，對司法機關行使權力的限制性規定、采取強制措施的標準基本上是由司法機關自己掌握的，缺乏明確的客觀性標準，并且對錯誤采取強制措施的制裁沒有明確規定。
對刑事訴訟的被告人歧視以及對犯罪實施懲罰是對保護人權目的的逾越，是走到真理另一面的謬誤。國家權力在公民權利面前可以為所欲為，國家權力的行使者在公民面前高高在上，是中國的司法制度在立場上的錯誤，它違背了人民主權的原則，違背了國家權力為公民權利服務的社會主義性質。從維護公民權利出發，在刑事訴訟中國家權力不能任意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權利，不能為了司法權行使的便利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濫施刑罰。在刑事訴訟中對強制措施的運用只能以必要性為原則，可以不施行就不應施行，可以用監視居住就不應適用羈押。事實上，絕大多數案件都沒有必要采取羈押措施，而我國在羈押中存在的限制被羈押者與其親屬、律師會面的措施更沒有存在的必要，是對公民權利的粗暴踐踏。人民民主要求所有公民在政治權利上的平等，要求任何人不能擁有剝奪、限制他人權利的權力，而只有出于前述目的才可以對具有侵害性的社會成員施以必要的限制措施。但這一限制決不能成為實施懲罰性措施的理由。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只能是保護人權，而不能是懲罰犯罪。超過必要限度的強制措施是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是國家對公民實施的犯罪。
作為法治高度發達的美國，其司法制度可以給我們提供很好的借鑒。美國司法中正當程序的原則 都可以視為是為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權利而設置的，可以看出美國的司法制度對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權利的重視。正當程序并不只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為什么美國要把正當程序的七個原則都放在保護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上面？這是因為雖然正當程序要同時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和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但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是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一般情況下，能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也就達到了正當程序的要求。再看看美國憲法，在如此精簡的內容之中居然有多條是為保障被告人的利益而制定的，用如此大的篇幅足可體現美國人對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重視。另一方面，再看看美國憲法中對國家權力的規定，字里行間充滿著對權力的限制，表現出立法者對人民可能重新被權力奴役的擔心。從立場上看，這樣的立法是從保護公民權利出發的，立法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這篇憲法真正體現了美國普通民眾的意愿，代表了絕大多數公民的利益，也真正起到了維護民主，限制國家權力在民眾的意志下運轉的作用，因此在它制定二百多年后，一直保持著美國的最高權威，沒有發生重大的改變。
1.1.2 限制強制措施的適用，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平等地位
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也從便利司法機關工作出發，要求限制國家權力行使的任意性，嚴格控制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限制，盡可能少的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強制措施，盡量不使用剝奪自由的手段。對于被剝奪了自由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應當盡可能方便其與家人、律師會面，這種在偵察起訴機關完全控制下的會面也不會對偵察起訴工作帶來多大的危害。實踐中絕大多數剝奪自由的強制措施是沒有必要采取的，之所以采取這些措施，更多的是出于偵查起訴機關方便工作的要求或者只是為了表現司法權力在公民權利面前的“威嚴”。
刑事訴訟制度沒有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提供充分保障。在未決羈押措施的實施上沒有確立“合目的性原則”，無法使未決羈押措施的運用體現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時到案接受偵察和審判的本來意圖，未決羈押措施與受追訴的過程相伴隨是明顯的例證；沒有確立“必要性原則”，沒有將未決羈押在強制措施的選擇上作為最后的、不得不適用的特殊手段，使其成為一般措施，而非羈押性措施的運用反而成了例外；沒有確立“相適應原則”，沒有使強制措施的嚴厲程度、未決羈押的期限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涉嫌犯罪的嚴重程度成比例關系，比如對最終判一年有期徒刑和判死刑的在適用的法定羈押期限上不存在明顯區別；刑事訴訟法沒有確立偵察行為法定原則，從而無法對那些可導致公民權利遭到限制的強制措施和強制性偵察行為形成有效的約束；沒有確立司法審查原則，使得強制措施和強制性偵察措施的合法性無法接受法院的聽證審查和最終授權；刑事訴訟法對于強制措施和強制性偵察行為的實施確立了極為寬泛的理由，使得偵察人員完全可以為了偵察的需要和方便而限制公民的各種權利；刑事訴訟法對于那些任意侵犯憲法所確立的人身權利的偵察行為，幾乎沒有確立任何有效的程序性制裁機制。 在立法上，刑事訴訟法沒有確立對公民權利保障的充分措施，但刑事訴訟法隱含著、并在司法實踐中充分體現著另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便利權力行使原則”！如果說在立法上對此還有所保留的話，那么在司法實踐中則赤裸裸得體現著權力對權利的壓倒性優勢。
對被告人強制措施的濫用，最直接地體現了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蔑視，
1.1.3 國家機關與公民的關系
在理論上，對于所有個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已經是沒有疑義的了，對于各種非官方的組織、團體與個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也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對于有官方色彩或者說是“代表國家”的國家機關與個人、非政府組織的地位卻在有意無意中有不平等的看法和對待。這種不平等大抵都是根源于這樣的思想：國家機關代表著國家，而國家作為一個集合概念，地位高于一切個體。這種觀念是站不住腳的：
首先，國家機關只是在代表政府行使權力，說它代表“國家”，是一種大而虛的表述。政府作為由社會上一個個單獨的社會成員個體共同通過選舉等形式建立起來的組織，其存在的價值只是為社會成員提供服務，為個體享有權利營造良好的環境和秩序。如果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中政府與社會成員之間是服務關系有人還認為虛偽的話，那么對于社會主義社會，政府的職責是為人民服務應該不會有人有不同意見。我們還有一種說法叫“人民公仆”，這通常指的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不過用來指國家機關也是恰當的。由人民公仆組織起來的國家機關，不過是一個公仆的集合體，總不能變成老爺吧！那么作為公仆的國家機關在法律上的地位高于作為主人的公民個體顯然是不合適的。
其次，國家并不是一個與作為社會成員的個體同等的實體概念，它與個體這一概念相比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因為它并不存在獨立于個體之外的自身的利益，它的所謂利益是所有個體共同利益的泛化。因此，國家也不存在獨立于個體的地位，它的地位取決于所有個體的集合與單個個體地位的關系。也就是集體和個體的關系。在我們的觀念中，歷來認為集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然而正是這種觀念弱化甚至虛無了個體利益，導致了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經濟建設的挫折。漠視甚至敵視個體利益挫傷了個體的積極性，從而同時損害了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的發展。從經濟上來講，集體利益和個體利益有著同等的重要性、并不存在孰輕孰重之分，兩種利益之間只有數量上的差異，而沒有性質上的差別，集體的一萬元和個體的一萬元沒有高低之分，集體的一萬元要低于個體的二萬元。在政治權利上，集體和個體的權利更不存在高低之分，我們可以按照多數人的意志處理國家事務，但是不能以多數人的意志損害少數人的權利。
關于國家，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國家隨著階級斗爭的產生而產生，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列寧說“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沖突得到緩和。” 。《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法學學科綜合水平全國統一考試大綱》憲法學大綱載“任何類型國家的實質都是一定的階級專政”。 “國家，既是從社會產生并與社會日益脫離的、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實現階級統治的機關，又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所以國家既執行著階級統治的職能，又執行著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這種執行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我們叫它社會公共職能。因此，作為國家意志、國家命令的法，也必然執行著這樣兩種職能，即階級統治職能和社會公共職能” 。
既然國家是行使統治職能的機關，是“從社會產生并與社會日益脫離的、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實現階級統治的機關，又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那么，國家機關的地位高于社會個體是不是理所當然的呢？是不是應該凌駕于社會成員之上呢？從實現階級統治的功能來看，國家相對于被統治階級顯然應當是高高在上的。另一方面，國家相對于統治階級，則顯然并不存在國家機關高于統治階級的成員這樣的結論，國家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機關，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機關。國家或者國家機關的地位高于被統治階級這一論點實際上是由統治階級的地位高于被統治階級這一出發點發展而來的結論，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劃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這樣一個問題。
在存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國家或者司法機關與公民個人地位不平等是合理合法的，但在社會主義社會，這種不平等則不應繼續存在。社會主義社會與前幾種社會類型的根本不同在于實現了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的統治，而絕大多數人的統治則使階級對立不再成為赤裸裸的暴力壓迫，使全民民主成為可能和必然，也使國家和公民之間的關系從統治和被統治轉變為服務關系。麥克塔格特甚至說：“個人才是目的，社會不過是手段”，國家“只有作為一種手段才有價值可言”，如果賦與國家終極價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樣”。 在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之上，國家機關與公民之間當然應當是一種平等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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