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峰 ]——(2005-6-12) / 已閱58887次
在被告人控告控方或者偵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有違法行為時，控方或者偵察機關與辯方是處于利益沖突、直接對抗的狀態的。法官在審查這部分事實時，必須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公平認定。由于控方和偵察機關相對于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在力量上的強勢地位以及偵控機關相對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行為上的主動性（刑事訴訟中的所有措施以及過程都是偵控機關主動發起的），類似于行政訴訟中被告行政機關與原告公民之間的關系，所以在刑事訴訟中應適用類似于行政訴訟中的措施，做有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規定，比如在程序上嚴格規范偵控機關的行為，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指控偵控機關違法的舉證責任加諸于偵控機關。
3.4 對法官行使審判權的監督
首先要明確的是，任何帶有行政性的權力，或者說不具有比司法更高的公開性的權力都不應成為對司法權的監督者。在世界各國，都有對審判獨立的要求，對法院或者法官，不應有來自外部的權力的干預。但我國在規定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同時，也賦予了黨委、人大以及紀檢、檢察機關實際干預審判活動的合法授權。特別是作為權力機關的黨委和人大，法律賦予其監督并領導法院工作的權力，幾乎可以不受限制地對法院行使直接的控制，可以對具體案件直接指示法院怎樣去做。有些地方黨委要求法院對其認為重要的案件在審理過程中逐步匯報，在判決前，由黨委開會甚至是個別領導直接決定，然后法院按照指示做出判決。還有一些地方人大制定了《個案監督條例》，對“人民群眾向人大常委會提出申訴、控告的案件；人大常委會組織的視察、執法檢查和評議中發現的違法案件；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人大代表需要實施監督的違法案件；上級人大常委會轉辦或者下級人大常委會反映的違法案件”組成調查組，可以調查、看卷，對有關機關和人員進行詢問、質詢，而且“對人大常委會提出的監督意見和建議不依法辦理的要依法追究行政責任或者法律責任” 。
首先要明確這種外來權力對審判的干預是不應當存在的，退一步講，如果說這種干預在中國還有存在的現實空間，那么至少對這種干預應該給予程序上的嚴格限制，一方面對可以行使這種權力的主體加以嚴格限制，另一方面對這種干預的行使程序嚴格限制，特別重要的一點是，要對這種干預的外在形式給予嚴格的限制，不能給予任何主體以任何不必承擔責任的形式干預審判的權力，比如要求所有對審判的干預采用正式書面文件的形式，否則即追究其妨礙司法公正的責任。
司法與其它國家權力相比最重要的特點是其運行的高度公開性，這種特點使其運行的全過程可以直接接受民眾的監督，也就是接受國家主權者的直接監督，從而不需要像行政權一樣設立另外的監督者。公開是司法公正最有效的保障，是對司法進行監督最有效的方式，并且這種高度的公開性使司法可以行使對行政權的監督。由黨委和人大對司法實行領導和監督，是因為我們國家不認可西方的三權分立理論，不認可司法權的獨立。但中國是否實行三權分立，對國家權力實行分權和制衡都是必須的。如果認為權力集中于一體可以實現人民主權，那么付出巨大代價、犧牲無數人的生命推翻封建統治顯然就是多余的。國家權力的一體只能存在于“所有權力屬于人民”這一層次，具體到國家權力由國家機關行使這一層次就必須使權力分離并相互制衡以避免權力被某一主體完全掌握而使人民的主權者地位被虛置。
對司法權的監督不應由其它國家機關來行使，包括在我國被劃分為司法機關的檢察機關。與法官相比，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更直接地體現著國家權力的意志，檢察官這一職業具有明顯的行政性。而法官則由于其工作的公開性和刑事訴訟對其中立性的要求，其所行使的權力更多地帶有超出國家權力意志的超脫的性質，是一種制約國家權力的權力。法官不受任何權力的制約，這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礎，也是司法必須獨立的原因。黨委、人大以及檢察機關的監督不僅會破壞司法權的獨立性，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對監督者的監督問題。我國的司法制度之所以不能起到抑制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害的作用，甚至有時成為行政權對公民權利侵害的幫兇，就在于司法權被其它國家權力侵蝕和控制。
對司法的監督只能依靠司法的公開性來實現，司法權所具有的嚴謹的程序性和高度的公開性使司法權的行使置于所有人的監督之下，這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監督——“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這種監督權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輿論工具代表人民行使的，特別在傳遞信息給廣大民眾方面，輿論工具起著至關重
要的作用。行政權是無法做到這樣高度的公開性和嚴謹的程序性的，而正因為司法權的行使可以做到這一點，司法權才可以擁有最終裁決的力量，擁有對行政權最后評判的權力。需要高度重視的是，實踐中審判機關對公開性的認識還很不夠。比如法律本身并沒有限制公民對審判的監督權，規定了審判公開原則，公民可以參見旁聽，新聞媒體也可以采訪。但在實踐中，司法機關對這一權力的行使設置了不應有的限制，特別是對于一些影響重大的案件，公民常常不能自由旁聽，新聞媒體更是被限制采訪，禁止拍照、攝像。這一現狀也體現了我國對國家機關的權力和公民權利本末倒置的設置，也是對中國人民主權性質的背離。
3.5 從審判權的行使加強審判權的獨立性和公正性
從審判權本身加強與民眾的關系，促進民眾對審判權的控制：從審判權本身來講，有兩項制度對民眾與審判權緊密聯系非常重要，一個是審委會制度，一個是人民陪審制度。這兩項制度在實踐中都是問題多多，但從本質上分析，它們在長遠發展上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對審委會制度來說，首先它的存在違反了司法的公開性原則，參見討論案件的審委會委員不向當事人通報，討論意見當事人也無從得知。其次，審委會委員沒有參加庭審，造成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而審與判的一體性是法官能夠對案件全面衡量從而產生心證的前提。再次，對審委會委員，當事人無法行使申請回避權，使回避制度無法發揮作用。至于審委會制度存在的“現實意義”，一是認為可以彌補當前我國法官尤其是基層法院的法官普遍素質較低的不足，但這一缺陷完全可以通過提高法院進人的門檻，嚴格任職資格制度來彌補，而且審委會成員多是些行政領導，在法律素質上不見得比普通法官高，有時就是一群門外漢控制著法院的最高審判權。二是認為在司法獨立性較差的現實情況下，有助于抵制外部壓力，這一點可以通過建立在人財物上法院不受地方、不受其它權力控制的制度來實現，何況，審委會成員由于多數是行政領導，他們甚至比剛進法院的學生更容易受外部權力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審委會的存在拉大了當事人、普通公民與司法者的距離，民眾如果不能近距離感受司法權的運作，就不會產生對司法的信任并給予支持。
對人民陪審制度來說，它的積極意義在于，能使普通民眾直接參與行使審判權，并且它使民眾直接感受到司法者與普通民眾的平等，有利于增加群眾對司法的信任，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有利于公民對司法權的制約，而對任何權力包括司法權的限制都是民主發展的趨勢。對人民陪審制度的批評主要是認為陪審員缺乏法律專業知識，不能有效行使權力，使陪審制度流于形式。這一缺點可以參考美國的陪審團制度，科學劃分陪審員與法官的職權范圍，使陪審員行使其有能力履行的職責，陪審員就能夠發揮有效的作用。人民陪審制度符合民主發展的趨勢，它的積極意義是主要的，而它現存的缺陷是可以通過制度的完善彌補的，所以它是應當繼續發展的制度。而審委會制度的缺陷是本質的，是不可克服的，它的所謂優點并不能成為其繼續存在的理由，它是不符合民主發展的趨勢的，是應該盡早廢棄的制度。
監督和約束審判權的另一項重要措施是陪審制度，陪審制度是普通公民直接參與審判權的行使，起到了直接限制審判權的作用。
從民眾發展的角度講，分化審判權，并盡可能吸收普通公眾參與審判權的行使應是司法改革的方向。在這方面，中國雖然有“人民陪審員”制度，但同英美法國家在司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陪審團制度相比，遠遠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是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設置的不合理性造成的。我國法律規定人民陪審員在審判中與審判員擁有同樣的權力，這一設置沒有考慮陪審員自身的特點，沒有考慮陪審員與審判員本身的差異。由于人民陪審員通常不具有專業的法律知識，也就難以把握案件的定性和定量，往往只能附和法官的意見，所以這樣的設置無法起到預定的目的。再看美國的陪審團制度，由于對法官和陪審團的職權做出了科學的劃分，陪審團只就認定事實和確定是否有罪做出決定，這些事項是普通公民有能力做好的，從而陪審團可以真正有效地行使權力 。
3.6 程序公開既是對司法的監督也是司法權的力量之源
普通民眾對司法的直接監督和參與，不僅可以維護司法的健康有效運轉，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司法獲得人民的有力支持，這一點對于在國家權力資源分配上處于劣勢的司法權是非常重要的。盡管西方早就確立了三權分立的思想，但在三權分立之初，司法權在實際力量上與立法權、行政權是根本無法同日而語的。司法權由一個個獨立的法官行使，而法官所擁有的權力與立法、行政權相比，甚至與有高度組織性的偵查、起訴權相比，是一種很弱小的權力。司法權在物質上是相對弱小的，它的力量更多的來自于精神上的權威，而精神上的權威要靠其在自身的運行中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夠變得強大。在美國司法的發展史上，司法從微不足道的一種權力，通過司法實踐不斷提高自己的重要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公開公正的程序獲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這一點是其自命擁有司法審查權的底氣所在。在三權之中，行政權掌握著國家的軍隊、警察以及所有物質資源（也正因如此，行政權是監督和制約制度的主要目標，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存在也主要是為了約束行政權），立法權由于其行使者――議員是由人民選舉產生，自然擁有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行使司法權的法官既不擁有行政權的資源，又不是民選產生，與其它兩項權力相比存在先天不足。可以說，司法權能夠獲得抗衡立法權、行政權的力量，關鍵在于其公開公正的程序使其獲得了人民的支持。反觀我國，雖然也在原則上規定了司法的獨立地位，但由于缺乏公開公正的訴訟程序，人民無法信任司法，也就不會給予司法以支持，因而司法權并沒有發展到應有的高度，在實際上已經淪為黨委政府的附庸。這樣的司法不要說有效地制約行政權，連與行政權相抗衡的意識都不敢有，甚至有時成為政府權力侵犯公民權利的幫兇。所以說，通過司法改革加強司法的公開性、加強人民對司法的監督并不是對司法權的限制，實際上，這是提高司法地位，加強司法權力的唯一有效途徑。
結 語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實際上是被告人的權利與法官、檢察官權力的對比的體現。被告人的權利實際上是一個普通的社會個體用于維護自身在社會中的利益和存在的基本手段的一部分，也就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并且，被告人的權利是基本人權中最重要的部分。這種權利在現代民主社會本應是社會中的所有個體固有的、不需要政府的確認就可以行使的權利，但在國家權力至上的時代，政府不承認個體享有任何權利。比如在封建時代，君主是國家的所有者，國家的一切財富和權力都屬于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在統治者的眼里，百姓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公民只是被統治的對象，就像牛羊一樣，統治百姓被稱為“牧民”。普通的社會成員的權利都是由統治者授予的，君主想給你權利你才有，君主可以隨時無條件收回臣民的所有權利。作為君主臂膀的官吏是代君主行使統治民眾的權力，官吏也握有對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在百姓看來，官吏也是統治者。百姓在官吏面前、官吏在君主面前，絕對不敢理直氣壯地行使什么權利，君主叫你怎么樣，你都只有謝恩。
在現代民主社會，國家機關的權力和公民權利的關系被徹底做了一次逆轉。公民權利被提高到首要的地位，“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總的說，法重義務，輕權利，以義務為本位來配置義務和權利。顯然，它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價值在于建立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統治秩序。現代社會的法是充滿活力的調整機制，它以權利為本位或重心配置權利和義務，給人們以充分的、越來越擴大的選擇機會和行動自由，同時為了保障權利的實現，規定了一系列相應的義務” 。權力和權利的關系由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轉變為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權力由高于權利變為從屬并服務于權利。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公民已經在理論上成為國家的主人，在理論上國家的最高權力屬于人民所有。國家權力繼續存在的意義在于為公民權利的行使維護一個有利的秩序，國家權力行使的目的在于使人民更好地享有權利。對權力更好的闡釋應當是職責。
雖然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仍然未能擺脫封建傳統的影響，仍然帶有明顯的重官輕民、重權力輕權利的傾向。盡管已經確立了人民主權作為中國政權的性質和追求目標，但經過層層分解到實際上建立具體的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仍然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封建傳統的引導，受到權力本位思想的引導，最終從理論落實到實踐中時已經顯示出濃厚的封建官本位意識。
在保護公民權利與便利國家機關行使權力之間的取舍，反映了立法者的立場和政權最深刻的本質。我國目前的司法體制顯示立法者在立法時的出發點是便利于國家機關行使職權，而相對忽視了對公民權利的保護，這是立場上的錯誤。對于人民擁有國家的全部權力、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中國來說，在二者的取舍上應當毫不猶豫地選擇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權利，而摒棄對政府行使權力便利性的考慮。雖然在二者之間要維持一定的平衡，但對便利政府行使權力的滿足只是為了追求更多人權利的實現，為避免政府資源過多地耗費在個別人身上而影響、減弱政府對其他更多人權利的保護。只是因為追求更好地保護公民的權利，保護更多公民的權利，而間接地提出了提高政府行使權力效率的要求。也就是說，便利政府行使權力從來不應是立法和司法要考慮的直接目標，而只應是對保護公民權利綜合考量的副產品。
刑事訴訟的目的是對個人權利和作為所有個體總和的國家權利的維護，包括被告人、被害人和其他社會成員的利益。對權利的保護是訴訟的唯一目的和設計程序的根本出發點，而打擊犯罪只是為實現這一目的需要采取的手段，把打擊犯罪作為刑事訴訟的目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在公正的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人的權利和其他社會成員的權利是受到同等對待的兩極，在平等的基礎上衡量以求實現權利的最大化、維護公正是法官工作的目標。
刑事訴訟是以被告人為中心的，無論是舊的刑事訴訟模式，還是新的刑事訴訟模式。民主的進步在刑事訴訟模式中的體現在于，舊的模式中被告人只是刑事訴訟中的客體，他只是在國家權力主導下的刑事訴訟程序運作的對象，被告人在這個程序中沒有主動性，沒有權利，只能被動的接受。而在新的模式中，被告人是刑事訴訟中的主體，刑事訴訟程序是以維護被告人的利益和其他人的利益為主導而運作的，被告人的權利在刑事訴訟中與其他人的權利或者說整個社會的利益受到同樣的尊重，被告人享有為維護其合法利益所需要的充分保障。“被告人盡管不能像法官那樣直接制作裁判，但他可通過影響裁判的結果，使自己擁有一定的決定自己前途和命運的能力。這就使被告人的人格尊嚴和自主意志得到承認和尊重：他不是一個其命運受法庭任意擺弄和處置的客體，也不是被法庭用來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工具和犧牲品，而是一個獨立的權利主體” 。在民主的刑事訴訟模式中，作為控訴方的國家機關以及法官都不擁有壓迫者的力量，檢察官和法官都只是為了保護被告人和全社會（包括被害人）的利益而努力。刑事訴訟程序應該是一個充滿平等，沒有壓迫的程序。
在物理學上，我們知道要使一個物體維持平衡，必須使它在各個方向上受到的力量相等，否則，它必將向力量大的方向偏離，并且這種偏離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越偏越遠。每一個政權在它革命的時候都是深得民心，充滿活力的，我們黨在革命時期以及建國初期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也沒有官僚作風，在群眾面前也沒有什么不平等。今天，我們黨深為官僚作風困擾，某些地方干群關系甚至出現敵對的傾向。中央已經認識到我黨發展的危險傾向，接連掀起“三個代表”、“先進性”學習活動，以求改善黨的作風，獲得人民群眾的信任。這種變化的原由是什么？為什么封建時代的中國無法擺脫幾百年、幾十年就要更替的輪回？這是在權力的作用下發展的必然結果。新中國的政權要擺脫這種在中國歷史上運行了幾千年的輪回，就要擺脫權力的這種作用。對黨和國家機關，包括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在賦予它權力的同時，必須同時課以責任，以維持其受力的平衡。這是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種移位反映在行使權力的個人身上，就表現為腐化墮落。保持黨的先進性，防止干部腐敗是一種客觀現象，糾正這種現象只能靠限制權力，用責任來抵消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襲性，平衡權力的行使者與其他公民的地位。不從限制權力著手，只靠思想教育是無法起到作用的，也是唯心主義的，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思想，是行不通的。
從更高的層次上看，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問題就在于重權力、輕權利的結果。維護所有公民的平等地位，以及維護訴訟中各個主體的平等地位，都要求從保障公民權利出發，以責任限制國家權力的行使，追究濫用國家權力侵犯公民權利者的責任，使權力不被濫用。國家權力不被濫用，公民權利也就有了保障，公民的平等地位以及訴訟主體的平等地位也就有了保障。而公民的平等地位以及訴訟主體尤其是刑事被告人的平等地位，則會有利于保障公民權利、限制國家權力。在政治制度建設和司法制度建設中確立權利本位的原則，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就會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
建設一個公平的刑事訴訟程序，維護全體社會成員的平等，是中國從封建專制社會向共產主義大同社會邁進的堅實一步。
參考書目：
1、程榮斌主編《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甄貞主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綜述》，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左為民《刑事程序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5、樊崇義編 ：《刑事訴訟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修訂本
6、左衛民《權利話語/實踐的艱難展開：1996年中國刑事訴訟法典修改的反思》，北大法律信息網，2004年10月1日
7、申君貴《論審判程序公正》，《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8～18頁
8、 陳瑞華《刑事被告人權利的憲法化問題》，《政法論壇》2004年第3期26~35頁
9、《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176頁
10、孫國華、朱景文主編《法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5至56頁
11、轉引自 [英]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閻克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頁
12、《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法學學科綜合水平全國統一考試大綱及指南》139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二版
13、馬文虎《律師刑事豁免權探析》，神州律師網，2003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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