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宏思 ]——(2011-11-15) / 已閱78300次
其次，由先例創生的基礎性規范。
先例指具有慣例創始意義的標志性憲法事實，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華蘇維埃政府創立的國體、政體，對于以后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政權體制的首創意義。國外，則如上述華盛頓創立的美國總統任期不超過兩屆的事實、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創制的君主立憲政體等等。先例創生慣例的雛形，進而形成慣例的基礎性規范。如，上文提到的中共一黨長期執政、主要領導人黨政軍權力集于一身等等。
再次，憲法慣例的創制存在著禁忌：—是禁止權力推定。權力推定，指權力行使者憑藉種種借口，通過造成既成事實的方式，在法定權力之外或其邊緣，為自身創設新權；二是不
①參見劉武俊：“戶籍制度改革不宜緩行”，載《讀書》2001年第12期；《讀書》編輯部：“農民工問題要從根本上治——訪陸學藝”，載《讀書》2003年第7期；呂新雨：“‘民工潮’的問題意識”， 載《讀書》2003年第10期；何慧麗：“回歸中國，回歸農民”， 載《讀書》2005年第5期；嚴海蓉：“虛空的農村和空虛的主體”，載《讀書》2005年第7期。《讀書》各期均由三聯書店出版。
得違背立憲宗旨、威脅憲法權威。要求憲法慣例在創生憲法規范時，不得違背憲法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價值選擇，背離公權力的創立宗旨、損及憲法的權威。三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跨越社會基本的道德底線。
2、觀念形態
憲法慣例通常具有社會公認的觀念形態，如表現為公眾輿論、權威人士的意見、主流的社會價值觀、社會常識等等。如，以政黨、團體等的“經驗”、“理論”、“主義”、“原理”等面目出現的憲法慣例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們是在當代中國實際發生決定性作用的憲法慣例的思想基礎或觀念形態。
3、對法的效力的認同
經歷長期實踐檢驗的不成文行為規范，應當被社會公認為具有法的效力。惟有上升到這一層次，方才超越了道德層次及社團規范的層次，具有了由國家權力所確保的強制力，成就了憲法慣例的法規范的完整屬性。
(二)結構
憲法慣例由一定要素組成，并具有有機的結構，這些結構包括特定慣例的內在結構和慣例之間的相互關系。
就特定慣例的內在結構而言，主要由憲法事項(條件或假設)、主體及主體間的憲法關系(處置范式)有機組成。比如，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提出修憲建議”這一慣例中，憲法事項(條件或假設)當是：在現行憲法未明確規定憲法修改建議主體的情況下，當存在修改憲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時，什么樣的憲法主體有資格提出修憲建議、什么樣的主體有權決定是否接受此建議? 憲法主體則一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作為修憲建議的提出方；二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現實中專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建議的受理方。憲法關系則是由執政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及其常設機關提出修憲建議及議案草案，由后者審查議決是否依照憲法規定提議修憲并進入正式的修憲程序。修憲實踐中，以2004年3月中旬的第四個憲法修正案的建議提交進程為例，中共中央的書面建議內容的首部和尾部是這樣表述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實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如下：
…… ……（正文）
以上建議，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憲法修正案議案，提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2003年12月12日
上述修憲建議事例直觀地表現了特定憲法慣例的內在基本結構。當然，復雜的憲法慣例有著較為復雜的憲法規范結構。
就慣例之間的相互關系而言，突出的表現有：
1、以特定先例為依托。
通常，某一憲法慣例會有有跡可尋的先例或慣例演進線索。例如，共產黨對軍隊實行壟斷性絕對領導這一憲法慣例，按照中央黨史研究機構的說法，即源于1929年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該會議通過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的決議，規定“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① 再如，從建國后第一個憲法典性質的文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到1954年憲法及迄今歷次憲法的制訂、修改活動，無不由中國共產黨發動、起草、組織審議并主導
① 胡繩／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月初版，第97頁。
通過。憲法的制訂、修改活動由執政黨——中共主導這—慣例早在根據地時期即已肇端。作為陜甘寧邊區基本法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就是由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提議并提出草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于1939年2月再經邊區首屆參議會通過的。《施政綱領》“實際上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內實行的基本政策”，① 也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初期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中的領導地位。
2、核心明顯，邊緣模糊，容有變異。
同類憲法慣例群之中常有明確的核心規范和與之鄰接的一系列邊緣規范。例如，單位制度盛行時，其核心規范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單位作為城鎮基本的社會單元，除與成員形成雇傭關系、提供勞動報酬外，還須分擔對成員的社會保障、社會控制以及國家動員等職能；邊緣規范主要指那些涉及單位制度核心規范的實施方式、程序和物質保證以及成員身份認定，人事隸屬關系，單位規格、編制，公共關系等等的外圍輔助規范。由于慣例形成期較長、加之與復雜的政治、社會環境因素互動所致，邊緣規范往往呈現程式多樣、交互滲透的
狀態，規范內容之間也難免發生沖突、磨擦。
(三)中國憲法慣例的特質
由特殊的歷史、社會環境所決定，當代中國的憲法慣例呈現出一些特殊的質地，主要體現在：
1、獨立于憲法典，有一套體系相對獨立、效力顯著的涉及憲法性問題的政治運作規則，其基本構成是由執政黨創設的黨內成文規范和參與創設的政治慣例。
這套規則體系既有成文形式的規范，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法規”及政策性文件，也包括大量不成文形式的規范，主要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主的政黨慣例、政治信條。基于這種類型政黨規范在當代中國憲政生活中長期以來所發揮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基于這種政黨規范長期以來自處于正式法律體系之外的事實，基于對既存現實的承認和維持安定和諧的政治生態環境的考量，不妨將上述執政黨的成文及不成文的憲法性規范歸屬為憲法慣例。這樣，在中國特定的歷史、現實條件下，此類憲法慣例連同其它憲法慣例與成文憲法構成了隱、顯兩大憲政規則體系，相對獨立又交織互滲。執政黨類憲法慣例數量龐大、體系嚴整，對政治、社會生活具有更強的適應力、更大的影響力。當然，隱、顯兩大憲政規則體系之間并非水乳交融，作為“活的憲法”，憲法慣例常常與憲法成文規范的發生置換甚至沖突，此類實例頗具中國特色，我們并不陌生。
2、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主導著憲法慣例的創設和維持活動，是主要的慣例創設者和由憲法慣例到成文憲法規范的主要的輸送者。
政黨參政、執政，在國家事務中貫徹政黨的意志，早已成為近、現代政治的普遍現象。中共在國家政治生活中長期確立起來的至高權威和領導核心地位，將其推到了扮演憲法規范主要創立者的歷史舞臺上，不論是制訂成文憲法文件，還是創設憲法慣例。表現之一，中共自建國以來始終居于國家事務領導核心和國家動員組織中樞的地位；表現之二，中共大量的
憲法實踐活動為憲法慣例的創設、維持提供了豐富的事實資源；表現之三，與中共直接相關的憲法慣例引發了憲法典的迭次修改，修憲之頻繁引人注日；表現之四，執政黨政治慣例與憲法慣例交織、混同，憲法慣例的維持主要以執政黨注意力的變化和好惡為轉移。
正是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賦予了當代中國憲法慣例強烈的個性，并使自身的意志在政策與法律、慣例與憲典之間游刃有余地進行轉換。這也許是憲法慣例的中國“地方性”特質的又—種體現。需要警惕、防止的倒是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泛政黨化。對于由執政黨主導、推助形成的諸多憲法慣例，需要不斷認真地加以檢討和審視，相關的憲法監督觀念、機制應當逐步促成。
① 胡繩／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8月初版，見第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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