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拯 ]——(2004-5-12) / 已閱99816次
五、外國遺失物制度和我國遺失物制度的主要差別
及我國現行遺失物制度的缺陷
羅馬法不承認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也不規定拾得人附條件取得所有權，而日爾曼法則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采取分別取得所有權主義。在日爾曼法中，拾得人應向有關機關呈報，如不呈報，就構成刑事上的隱匿遺失物罪。有關機關在得到拾得人的呈報后，應當催告遺失人呈報遺失事宜，在遺失人認領遺失物時，則將原物交還遺失人，但遺失人必須向拾得人支付一定的報酬，在有關機關催告后，一定期限內遺失人不認領遺失物的，則該遺失物由國家、寺院和拾得人按照法律規定的比例分享。①羅馬法與日爾曼法雖然均對西方國家法律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但在遺失物拾得制度方面，現代西方各國在權衡羅馬法與日爾曼法相關規定的得失和利弊后作出了繼受日爾曼法的選擇。②
當今法國將遺失物劃分為4種，即海上的遺失物、湖川上的遺失物、沿海的遺失物以及陸地上的遺失物。海上的遺失物和湖川上的遺失物，完全歸國庫所有，但對海上的遺失物，國庫應當向拾得人給予一筆獎金；沿海的遺失物，拾得人可以享有1/3的所有權；陸地上的遺失物，若遺失人在法定期間內未向拾得人請求返還，則拾得人能夠取得全部遺失物的所有權。可見，法國采取的是有限的拾得人取得所有權主義。③其它國家，如德國、瑞士、英國、美國等國家都毫無例外地賦予了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和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權利。
在具有社會主義淵源的國家，其遺失物拾得制度也正在向西方諸國的作法靠籠。例如，原蘇聯民法典僅規定了拾得人有費用償還請求權，而無報酬請求權，而且拾得人也沒有在一定條件下取得該遺失物所有權的權利。④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民法典》放棄了原蘇聯民法的作法，規定了拾得人報酬請求權，規定了拾得人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權利，而只有在拾得人放棄取得遺失物所有權時，該遺失物才歸自治地方所有。
我國《民法通則》只規定了拾得人有必要費用償還請求權，拾得人無報酬請求權，更無附條件取得所有權的權利。2002年12月17日，全國人大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草案》規定了拾得人可以請求“必要費用”，僅在懸賞廣告的場合才產生報酬請求權，無人認領時遺失物則歸國家所有。可見，該草案與外國的作法仍是有很大差異的，這是令人遺憾的。
筆者認為，我國《民法通則》就遺失物制度的規定，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這些缺陷大致有：1、對傳統道德存在誤解；2、不注重激勵；3、對市場經濟主體的要求過高；4、受前蘇聯民法影響過甚，強調國家利益的保護過甚，平等原則得不到徹底貫徹。下文將對這些缺漏進行實證分析。
第二部分 我國民法典應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
一、 對我國歷代遺失物拾得制度的回顧
通過考察古代的作法可以使我們明了我們所推定的“傳統美德”是否真的反映了當時的實情，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知道我們信奉的“傳統”美德是否真的存在過，也才可能知道我們的推定是否正確。
據《易經》可知，早在西周初期，凡得到遺失的牛、馬、羊、奴隸或遺失的其他財物，應呈報有關機關，負有返還義務，同時可從失主處領補償金。《尚書·費誓》曰：“馬牛其風，臣妾捕逃，無敢越逐，詆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即捕到遺失的馬牛和逃跑的奴隸，不能拒為己有，要如數歸還失主，如此可得到酬金，否則要受到處罰。周朝秋官：“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鄭司農注曰：“大者公之，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①秦漢時有關遺失物歸屬的法律條文已經佚失，但據漢儒對《周禮·秋官·朝士》的論注可知，漢代對于遺失物歸屬的法律規定與西周相似。在儒家禮教的影響下，漢代一些地方官員竭力推行“教化”，而這種教化的卓有成效的標志之一就是當地能“路不拾遺”。拾得人占有遺失物要受到道德譴責，一些地方官還自訂“條教”，勸誘百姓路不拾遺。這一傾向雖未直接影響到法律制度上對于遺失物歸屬的規定，但卻在執法過程中得到認可。漢代執法活動中對于遺失物不得占為已有精神的強調，對后世立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①
晉律關于遺失物的規定也已佚失，但從張斐法律表“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可推知拾得遺失物，強取、強乞雖在法條中沒有規定要還贓，但按照律首《法例》篇的規定也應還贓。可見，晉律也規定遺失物須歸還原主，盡管不知在找不到原主的情況下應如何處理，但可以肯定，拾得遺失物者如不將遺失物送官就構成犯罪。②這與秦漢時相比，法律對遺失物拾得規定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秦漢以后法律限制拾得人對遺失物“小物私之”。唐律對此有所繼承。
唐律稱遺失物為闌遺物，于雜律中規定：“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贓重者坐贓論，私物坐贓減二等。”疏儀曰：“得闌遺之物者，謂得寶印符節及雜物之類，即須送官，滿五日不送者，各得亡失之罪；贓重者謂計贓重于亡失者；坐贓論，罪止徙二年，其物各還官主。”另外，唐朝開元25年《捕亡令》中規定：“諸得闌遺物皆送隨近縣，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兩京，巡察得者，送金吾衙，所得之物，皆懸于門外，有主認識者，檢驗記責保還之，雖未有案記，但證據灼然可驗者，亦準此，其經三十日，無主識認者收掌，仍余物色自，膀村坊門，經一周年，無人認者余帳申省聽候處分，沒入之后，物猶見在，主來認，證據分明者還之”。③對于遺失的牲畜，唐《廄牧令》規定：在牧場、兩京地區的闌遺畜公告1年后，無人認領則沒官，但原主仍可隨時認領。地方州、縣在當地公告半年后無人認領則出賣，原主仍可認領獲得賣價。與其他財物的拾得一樣，拾得闌遺畜人也沒有任何權利。④可見，唐朝對失主的所有權采取的是絕對保護主義。
宋元二朝關于遺失物的規定對唐律多有延襲，所作規定也更為詳盡。
但是，到了明朝，由于朝庭發現秦漢之后的遺失物規定不注重保護拾得人的利益，所作規定收效甚微。因此，明朝的作法與西周及秦漢的作法大為不同。據明律《戶律·錢債》規定：“凡得遺失物，限5日內送官，官物還官，私物召人識認，于內一半給與得物人充賞，一半給還失物人。如30日內無人識認者全給。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贓論，私物減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給主。”可見，明朝法律賦予拾得人以遺失物的50%作為報酬，拾得人可附條件地取得遺失物所有權。
清朝的作法與明朝類似。即便到了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也未例外，該草案第1033條規定：“拾得遺失物人依特別法令所定，取得其所有權。”1925年的北洋政府《民國民律草案》直接援用《大清民律草案》關于遺失物的規定。1929年11月30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民法》物權編（即第三編），規定拾得人的權利和義務，其第805條規定了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第807規定了拾得人附條件取得遺失物所有權的權利，現在，這些規定在臺灣繼續有效。
綜上可見，我國歷史上對遺失物的規定是經歷一番曲折的（見下圖），但總的趨勢是與世界趨同，只是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才作出與明清以來不同的規定。
西周 秦、漢 唐、宋、元（共750年） 明、清、民國（581年）
（我國歷史上對遺失物歸屬的規定）
二、 對有關俗語的實證分析
（一）、對拾金不昧的解析
當代中國大陸社會對拾金不昧的內涵存在兩方面的曲解：其一是對拾金不昧的含義存在誤解，其二是誤把拾金不昧當成傳統美德。具體分析分別如下：
1、《辭海》、《辭源》、《康熙字典》上均無“拾金不昧”這一詞條。根據《新華詞典》可查到，拾金不昧是指拾到金錢或財物不隱藏，“昧”即隱藏之意。①可見，拾金不昧僅指拾到金錢或財物后不隱藏而已，并不指拾到金錢或財物后，在失主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不得收取一分報酬。從上一節遺失物制度的歷史分析可知，西周時采取“大物歸公，小物歸拾得者”的作法，西周后各朝代的法律反對拾得人拾金而昧更為徹底。盡管唐、宋、元三代（此三代跨時750年）不賦予拾得者權利，但明、清、中華民國政府共581年間卻采取拾得者有報酬請求權的作法。如果說拾金不昧意味著拾得人不得收取報酬，那么明、清、中華民國時期的法律就是公然反對“拾金不昧”了，這顯然是不合實際的。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大陸民眾一般都認為拾金不昧必然要求拾得人不得收取報酬，甚至連一些較有名的民法專家也這樣認為。比如，有人認為：“《民法通則》第79條之所以未規定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旨在鼓勵拾金不昧的行為。”②可見，這種誤認拾金不昧就是要求拾得人不得有報酬請求權的觀點，顯然背離了“拾金不昧”的詞義，也與歷史不相吻合。因為，拾金不昧與拾得人是否收取報酬是兩回事。
2、中國大陸民眾一般都認為“拾金不昧”是傳統美德，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其實，拾金不昧的要求并不高，它只是要求拾到東西后不要隱藏私占就行了，這一低層次的要求正是所有權的彈性力所致。在古代，拾金不昧是法定的要求，拾金而昧的人在古代甚至要被定罪。在外國，拾金而昧還可能會構成侵占罪，外國人并不認為拾金不昧（不隱藏私占）是一種美德，而認為是拾得人的法定義務，其法律一般都明文規定拾得人負有報告、招領、返還的義務。而在我國，卻把拾金不昧視為一種傳統美德。比如，有人認為：“拾金不昧確實為我國數千年所流傳下來的傳統美德，它在新的歷史時期也應得到不斷的發揚和光大。《民法通則》第79條之所以未規定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旨在鼓勵拾金不昧的行為，保持我國的優秀的道德傳統，從這一點上說《民法通則》的規定確有其合理性。”③拾金不昧在外國是作為一種應然的必須而為的行為出現的，而在我國，卻把它當作傳統美德，這說明中國人是何等的貪婪！筆者揣測，把拾金不昧當成美德是因為有人認為“拾得如買得”，于是才需要用“美德”來教化。把法律義務當成美德是社會心態不正的一個表現，大家知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沒有殺人的權利，我們負有不殺人的義務（殺人是犯罪行為），如果有一天我們把“不殺人”當成美德，那么我們的社會肯定是一個極不安全的社會了。我國民眾把“拾金不昧”當成美德，那為什么不把“不殺人”當成美德呢？其實，殺人比拾金而昧的社會危害性要大得多。若硬要說是，那么按規定交罰款也是一種美德，罪犯被執行死刑就更是一種傳統美德了，這顯然是荒謬的。
筆者認為，我們不能輕易地把某一種行為視為美德，尤其不能把應然的行為、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當作美德，更不能動輒戴上“傳統美德”的帽子。因為，一不小心，當我們把履行法律義務的行為視為傳統美德，無疑對社會是一種誤導，實則是一種諷刺。我們拾到別人的東西，我們憑什么要隱而不報、占為已有？除西周及其以前的法律規定“小物私之”外，其后的朝代都反對拾金而昧。一般人也知道無功不受祿，拾金而昧既不合法也不正義。我們報告并返還別人遺失的東西是一種履行義務的行為，何來美德？更不要說是傳統美德了。把拾金不昧當成傳統美德，對我國遺失物制度的立法帶來了極大的阻礙作用。立法者欲在立法中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必將會冒一定的道德風險。正是在遺失物制度上道德與法律的分野不清，阻礙了我國遺失物制度的與時俱進。
其實，我國《民法通則》未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的原因：一是深受嚴格計劃經濟制度的影響，對個人的利益關注不足；二是我國在制定《民法通則》時，深受蘇聯民法的影響，蘇聯民法沒有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故我國《民法通則》也沒有作出規定；三是片面強調道德的作用，而對我國民眾的道德現狀又不能正確判斷。正是主要基于這三個原因，我國《民法通則》才未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
（二）、對路不拾遺的批判
在儒家禮教的影響下，漢代一些地方官員竭力推行“教化”，而這種教化卓有成效的標志之一就是當地人能做到“路不拾遺”。這一思想一直影響后世人們對遺失物的態度，“路不拾遺”甚至成了太平盛世的象征之一。“路不拾遺”的教化在交通不發達、人口不多、人們多居住于鄉野而遺失的物品不易毀損的古代社會是有其合理性的。在古代那種人員流動不大的情形下，可以說，只要人們做到路不拾遺，遺失人是可以尋回所遺失的物品的，而且尋回遺失物的成本也不高。
但是，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交通便捷、人口眾多而物品易被毀損的今天，路不拾遺的提法有害而無益。其缺陷有四：一是要求每個人都做到“路不拾遺”是不可能的，“路不拾遺”不具可操作性，有很大的虛偽性；二是即便每個人都以路不拾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大家對他人遺失的物品都不去理睬，這并不利于遺失人尋回其遺失物。因為，當今世界人們的活動空間已遠非昔日可比，自己尋回物品的成本會很高；三是“路不拾遺”的社會狀態并不利于遺失物的保護。當今社會，大量精工產品涌入社會，比如手表、手機、手提電腦等等一旦遺失于地，一經風吹雨淋或機械碾壓，其價值就會損失殆盡。被遺失的東西若不及時被拾取，其價值便極有可能減損，這對遺失人和社會都是一種損失；四是路不拾遺有違互助精神的發揮。社會中的人是相互依存的，萬事不求人的作法是行不通的，在社會生活中必須提倡互助精神。正是基于互助，社會才會進步，人類才能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各行業內部及各行業之間的分工協作加劇。比如，一個電子產品往往要由成百上千個零部件組成，而這些零部件往往由幾十上百家廠商生產。現代社會的行為規則是十分講求互助的。綜上可見，“路不拾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沒有適用余地的。
三、 我國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的道德分析
我國《民法通則》未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是與我國當時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及人們的道德觀念相適應的。在人類歷史上，一切道德體系的興衰起落、進退消長，歸根到底都是導源于社會經濟結構的狀況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變革，遲早導致社會或階級的道德體系內部的某些變化。①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時至今日已日漸健全，我國憲法已明確規定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制度，我國的“依法治國”理念已深入人心。這些變化，為我國的道德變遷提供了基礎。具體講，設立拾得人報酬請求權道德上的理由如下：
（一）、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是知恩圖報、平等互利的應然要求
平等互利等法律原則體現了社會的道德風貌，是道德的基本要求。拾得人拾得遺失物后，就必然負有看管、通知、返還的義務，若無報酬請求權，必然會使拾得人處于只有義務而無權利的地位，從而使平等互利、權利義務對等的法律原則無法實現。我國社會向來提倡助人為樂，同時也提倡知恩圖報。助人為樂是對行為人的要求，而知恩圖報這一道德原則則是對被惠顧人的要求。拾得人拾取遺失物并將之返還遺失人是助人為樂的行為，而遺失人給予拾得人一定的報酬則屬于知恩圖報的行為。唯有如此，才使得遺失人與拾得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得以維系。民事交往過程中，若強制一方負出一定代價而使相對方純受益，那么這種規定就是不合理的，它有違知恩圖報、平等互利的精神，最終必然使當事人雙方無法實現良性互動，對遺失人和拾得人雙方都不利，長此以往，受害最深的必然是遺失人。
（二）、規定拾得人報酬請求權有鼓勵人們為善的作用
史尚寬先生認為：“拾得人報酬，不獨為辛勞報酬，而且為榮譽賞金”。①“報酬”是指對拾得人付出勞動的補償，而“榮譽賞金”的提法則明確體現了對拾得人行為的肯定性評價，體現了鼓勵人們去拾取遺失物并設法歸還失主的意圖，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因而起到了鼓勵人們從善的教化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獎勵的手段有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我國社會的傾向是重視精神上的獎勵的同時越來越重視物質上的獎勵，規定報酬請求權是符合這一趨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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